而当时刚刚发生过一起叛逃事件，那是1983年的一次飞行员叛逃。

这在两人看来，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“范本”，于是二人商议，可先逃到韩国，然后补给后再转去台湾。

正因如此，3月21日的演习就成了两人实施计划的最好时机。

3月21日傍晚7点20分，在结束了一天所有的训练科目后，指挥艇发出返航的命令。

前五艘鱼雷艇已经调转航向朝着青岛方向驶去。

当时3213号鱼雷艇，是殿后的指挥艇，走在最后。

返程途中，操作室里的人都放松了下来。

代理艇长张晓生在整理当天的训练记录，支队副政w孙世忠、副支队长徐惠友在商量第二天的装备保养安排。

教导员刘云正和电讯长朱长军核对当天的通讯报文，副艇长张维功和轮机长曲振波刚做完动力系统的最后一次巡检。

所有人都在等着靠岸，没人留意到杜新立已经悄悄走到了枪柜边上。

他借口要取备用通讯器材，趁值守的战士不注意打开枪柜，取出一支冲锋枪和一把手枪。

锁好柜门后，他把手枪塞给守在门口的王中荣，自己则端着冲锋枪转身就冲进了操作室。

一场低调的外交博弈

代理艇长张晓生第一个中弹牺牲。

可杜新立没有停火，继续向操作室内扫射，五名干部先后倒在血泊之中。

副艇长张维功和轮机长曲振波中弹受伤，侥幸存活。

其余艇员听到枪声试图躲避，最终被杜新立持枪押入船舱。此次事件共造成6名艇员牺牲，2人重伤。

牺牲者中包括支队副政w孙世忠、支队副队长徐惠友、艇教导员刘云正等多名军官。

一场训练归航，转瞬变成了血腥的屠杀。

劫艇得手后，杜新立和王中荣驾驶3213号艇向韩国方向逃窜。

然而，因两人都不太擅长操作鱼雷艇，按照此前两人合计，那艘艇是可以抵达韩国的。

但由于两人操作水平有限，鱼雷艇最终没有抵达韩国，燃油耗尽后失去动力，只能漂泊在了海面上。

次日上午，韩国渔船“渔威六号”在小黑山岛附近发现了3213号艇，渔船随即向群山海岸警卫队报告。

韩国海警立即出动，最后将3213号艇拖入当地港口。

消息传回国内，我国高层高度重视。

我方随即出动三艘军舰前往相关海域搜寻3213号艇。

但由于当时我们与韩国之间还没有外交关系，我方军舰在搜索过程中误入了韩国领海，韩国迅速出动海军和空军进行拦截，双方一度形成了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。

韩方甚至向驻韩美军求助，而美方因中美关系正处于改善期，态度模棱两可。

后来中韩双方都意识到，事态若失控将带来严重后果。

由于两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，直接交涉渠道有限，双方最终选择了香港作为接触平台。

当时我方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出面，韩国方面则由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，双方就此事件展开了直接的外交交涉。

3月26日，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，称三艘中国军舰因查找失去联络的鱼雷艇而“误入南朝鲜海域”，并要求韩方协助交还人员和艇只。

韩方在得到我方的相关表态后，同意以低调、从快的方式协商处理，决定将鱼雷艇及全部人员归还中国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我方与韩方进行交涉之际，“有心的”台湾也在积极介入，试图将鱼雷艇和艇员引渡至台湾。

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得逞。

3月28日，交接在公海进行。

三名我方海军人员登上韩国拖船，在确认艇员及死者身份后签署文档，表示接到人员及鱼雷艇。

整个交接仪式气氛友好，但由于海上风浪较大，交接过程自上午10时开始，历时一个半小时才完成。

随后，我国舰艇拖着3213号鱼雷艇向青岛方向航行，韩国舰艇返航。

杜新立与王中荣被遣送回国后，经军事法庭审理，以叛国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。

不过，通过那一事件，最后反而促进了中韩之间的交流和对话。

因此前，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直接接触，打开了双方官方交流的窗口，形成了中韩两国之间的“香港渠道”。

最终，中韩于1992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国际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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